从文化的角度研究战略问题其实并不少见，但是“战略文化”（strategic culture）这个概念被提出来却是近年的事情，它最早是1977年美国兰德公司的施奈德(Jack Snyder)在有关苏联核问题的报告《苏联的战略文化——对有限核战争的意义》中提出来的。 施奈德认为，“战略文化”是国家战略的制定者通过指导或模仿获得互相共有意识、感情性条件反射和习惯性行动方式的总和。(注：Ken Booth and Russell Trood eds.,Strategic Cultures in the Asia Pacific Region (Macmillan Press: London,1999),pp.4-5.)还有人把“战略文化”理解为对国家安全保障的认识、政策的形成、危机处理、权力行使的方法等广泛问题有巨大影响，并在一个国家居主导地位和为多数人所共同拥有的观念、信条、教训、态度等。 战略文化显然与“政治文化”的概念有所不同，战略文化所涉及的对象通常包括对安全保障的认知、防卫政策、外交政策、军事原则、核战略、常规战略以及结盟思想等广泛的领域。从广义上讲，它主要指一个国家的政策制定集团关于安全保障和国家利益的判断及其行为的传统方式。 “世界上每一种战略思想都与一定的思想文化相联系，尽管战略是服务于国家政治的，但从宏观角度看，战略思想深刻地反映着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文化和哲学传统，思想文化是战略的底蕴和根基。”(注：李际均：《论战略文化》。)从这个意义说，战略思想也确实是一种文化，既然是文化，那么它就具有比较长时期地被保持、不断重复出现和不因为政权的交替而发生改变的特点。(注：宮坂史テロ策の中の略文化、国際政治2002年2月、64頁。) 每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战略文化都必然被打上这个国家固有的传统文化烙印，而一个国家的战略家只能在特定的历史文化环境和教养中进行认识和实践创造活动，传统思想文化必然是特定的战略家制定现实战略的潜在意识和历史文化情结，它决定着这个国家战略目标的连续性和战略家对国家利益的判断。 可以说，战略文化是任何国家的政治家在制定政策时存在的“看不见的手”，它具有半永久性的特点，它是寻找一个国家的传统的国家利益和战略目标的一把钥匙。因此，我们在分析有关国家的国家行为、外交政策及其战略部署时，从战略文化的角度出发挖掘其深层次的思想文化与哲学的根源是很有必要的。
